2021年4月15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因为詹姆斯·卡梅隆执导1997年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观众记住了这艘大船上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中，船上竟有8名中国人，其中6人生还。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幸存的700多人，每个人都有详细的资料记载，唯独这6位中国幸存者的经历却消失在历史长河，不但世人从未得知他们获救后的去向，他们还曾遭到西方媒体的诋毁报道。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于4月16日全国上映，影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开泰坦尼克号上6位中国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历史，折射出百年华人在国外的曾经血泪史。
导演罗飞和寻找6位中国幸存者的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两人在中国生活都超过25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都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之前都做过电影记者。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施万克当时就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六人》中插入了一些当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观众排队买票的镜头，施万克隐约记得，有的照片应该就是同事在当时某天晚上拍的。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该片导演罗飞、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制片人罗彤以及剪辑师之一王仰贤，揭开这部纪录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动机】
你知道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
2013年，罗飞和施万克合作完成了一部关于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海神号事件》，讲述1931年一艘意外沉没在中国沿海的英国潜艇的故事，该片拍摄前后历时6年时间。两人合作比较愉快默契，他们希望再找一个题材继续合作。施万克一直对海洋历史比较感兴趣，之前就听说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这个信息，船上有8位中国乘客，最后有6位是幸存者。作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国人，这个幸存率非常高。这引起施万克的强烈兴趣，当时已经过了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会不会有幸存中国人的后代出来发声？施万克找了当年的新闻，没有发现任何消息。“难道这6位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到纽约后又上了一个货船，就消失了，从来没有结婚，没有跟亲戚朋友说过这个事情吗？”施万克不相信，他决定拍一部纪录片，挖出真相。
泰坦尼克号上的6位中国幸存者。
但导演罗飞起初对这个题材本身没有太大兴趣，因为他们刚刚花了6年时间拍了一部历史纪录片，难道还要再拍一部吗？罗飞最想拍与当下有联系的题材，他喜欢跟拍，因为真实，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显然不适合跟拍。就在罗飞纠结要不要拍的时候，他问了身边很多中国朋友，“你知道当年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本来以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得到的答案却都是否定的。甚至有朋友反问：“你是重新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吗？”这逐渐勾起了罗飞的兴趣。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但里面却有一个“黑洞”，是很模糊的，而这恰好与中国有关系，与种族主义和历史偏见有关系，罗飞发现了这个故事背后更为丰富的内容，最终决定和施万克一起拍摄这部纪录片。
从2015年开始，施万克做调查研究，罗飞跟拍，两人带着机器全世界跑，去寻找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中国人的线索。做了两年之后，罗飞和施万克觉得，光靠两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如果只有两个人做的话，可能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完”，必须扩大团队。
罗飞和施万克。
大部分纪录片走两条路，一条是传统路线，与电视台或者视频平台合作，最初罗飞和施万克也试图找过电视台，但对方拒绝了。另一条便是独立制片，但拍纪录片比较费钱，投资又是个问题。最后，与罗飞之前有过合作的制片人罗彤带着团队加入了进来。
罗彤对于泰坦尼克号本身不太感兴趣，吸引她的是故事背后的东西。纪录片一开始把焦点更多放在寻找线索上，6位中国人是怎么在船难中幸存的，最后去了哪里，分析他们的路线。后面则折射出关于生存、种族、人权问题的思考。“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就不去管它最后会怎么样，有没有人看好，先把片子给拍出来”。
【拍摄】
拍这部纪录片就像是在探案
施万克一开始把《六人》这个项目想简单了，没想到延伸的范围会那么大。“一说泰坦尼克就是巨大的意思，这个项目也变成了泰坦尼克，也是一个巨大的故事，巨大的工作量。”该片的研究员从最初的两人发展到20多人的团队，基地在上海，另外成员还分布在北京、英国、美国东西部、加拿大。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剧照。
施万克作为首席研究员，给每位研究员分好工，每人对应一位幸存者，去寻找资料，让他们成为专家。施万克就可以统揽全局，把6位幸存者的信息全装在脑子里。对施万克来说，最难的是选择什么时候放弃。因为有时候再多花三个月时间去找资料，未必会有更多发现，这时候就要做出选择放弃。
比如，片中有位幸存者去了印度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员去查了当时印度船员名单，并没有发现这位幸存者的记录，确实比较难找，所以到了那里之后，施万克就决定放弃：好吧，他的故事就到这里。
在制作这部纪录片前，很多人都对导演罗飞说，你不会找到这6位幸存者的。罗飞没有理睬他们，他觉得只要这6人存在过，肯定会找到。施万克同样怀揣着信心做这部纪录片，“我们从头一直相信会找到，不一定会找到每一个人的整个故事，但我们就一直相信这些文件，这些证据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去寻找。”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工作照。
制片人罗彤说，拍这部纪录片像是一个探案的过程。“你认为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幸存者，但你怎么去支撑你的论点。这个人本来是这个名字，后来为什么改名字了？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到了美国，但入境证上又是另外一个记录。其实我们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在找支撑它的证据。后来才发现，那些研究表面上看只是在找人，但找人的背后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原因，他为什么消失，为什么他们会被污蔑，这就涉及排华法案、种族歧视”。
在做研究过程中，施万克团队在一些档案馆中找到的资料，说幸存的中国人是化装成女人，躲在救援船里的座位下才幸免于难。为了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剧组还找到泰坦尼克号的专家，根据当年救援船的图纸，试图1：1复制一艘救援船。正好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很支持这个项目，就给学校土木工程小组的同学们安排了一个作业，按照图纸要求，每周来敲敲打打，最终花了一年时间造了一艘船。学生坐在船上，还原当年的场景，亲身去体验一下当时情况，从船上乘客的真实视角来看，证明了原来的那些报道全都是心怀叵测的胡编乱写。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研究泰坦尼克号的群体，有些他们认为非常权威的，铁打不动的资料，这一次也被《六人》制作团队给推翻了。
【授权】
卡梅隆、“杰克和罗丝”都特别支持
刚开始制作《六人》这部纪录片时，团队就已经考虑可能会用到当年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影像。在导演罗飞看来，中国观众都是通过这部电影了解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在讲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中插入之前电影的画面，是最好的致敬方式。
然而，联系到卡梅隆谈何容易。制片人罗彤说，因为各种各样保护卡梅隆不受打扰的关卡太多了，一层一层的经纪公司，一层一层的律师挡在他们面前，找了很久一直没有突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将罗飞导演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卡梅隆其中一位律师手里，这才与卡梅隆联系上了，卡梅隆对这部纪录片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2017年，罗飞和施万克飞到新西兰采访卡梅隆，问了很多问题。1997年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之前，就已经很熟悉中国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故事。方荣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最后一个被救出的人，当时他趴在一块漂浮的木板上得以生还。卡梅隆还专门拍摄了方荣山被救的段落，但最后成片被剪掉了，因为与结尾罗丝趴在木板上被救的场景有点重复。并且，卡梅隆还亲口证实，罗丝被救的灵感就是从幸存中国人方荣山那里来的。
之后，卡梅隆成为《六人》的监制之一，除了无偿出镜之外，他还说服福斯公司将《泰坦尼克号》中的一些影像素材，以及方荣山被救的删减画面用在《六人》中，而那个删减镜头是首次在大银幕上披露。制片人罗彤十分感谢卡梅隆，因为一部面向观众售票的院线电影，要用《泰坦尼克号》的素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可以，那种天价的版权费也不是一个纪录片团队可以承担的。
得到福斯公司的授权后，并非万事大吉。因为福斯与演员之间有一个协议，凡是演员出现的电影里面，被另外影视作品采用的话，这些影视作品方必须也要得到画面中演员本人的授权。也就是说，《六人》想要用《泰坦尼克号》的影像资料，必须得到每个画面中出现的演员的授权。
有特写镜头的演员就不必说了，而有些大场面的全景镜头，背景足足有上百人，制片人罗彤通过福斯，找到了当年电影的选角导演，上百人逐个确认可不可以用，中间来来回回沟通很多次，最终全部确认了下来，拿到了授权。删减片段中，那个饰演方荣山的中国人也找到了，他现在在美国，他其实不是演员，当年拍电影时，他是剧组工作人员，正好有这样一个华人角色，卡梅隆就让他来演。
制片人罗彤还提到，福斯给的《泰坦尼克号》素材里，音乐属于单独的版权，要找作曲授权。那场删减片段里，有一段背景声音很轻的音乐，因为是剪掉的素材，没有做对话和音乐的分轨文件，没法将音乐去掉。通过福斯，花了很多周折才找到那位作曲家，获得了授权。
最后需要授权的是《泰坦尼克号》的两位主演“杰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罗丝”凯特·温斯莱特。很多人对导演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没办法跟他们联系的。有天晚上，导演罗飞给两位分别写了两封电子邮件，第二天，莱昂纳多回复了，说随便用。过了几个小时，凯特也回复了，表示支持这个好项目，但有一个问题：莱昂纳多同意吗？罗飞回复，他同意了。很快，他也收到了凯特的回复：好，我也同意。
【制作】
有幸存者后人参与拍摄很久后不想出镜
有一次，《六人》剧组在广东台山的海边拍摄纪念先人的一个仪式，拍摄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工作人员摸着黑从海滩边爬到树林里，回到车上。第二天导素材的时候，导演发现存有一些重要镜头的数据卡丢了。于是，剧组十几个人一起回到昨天晚上收工的地方，在沙滩上找一个两厘米大小的数据卡，找了两个小时，患有深度近视的罗飞导演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卡，大家都非常激动，认为这件事情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定要把这个片子给拍出来。
类似这种的小插曲，制片人罗彤能举出很多。但对她来说，如何控制预算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罗彤对于《六人》的制作要求挺高，硬件设备都用最好的。并且，《六人》跟那种非常独立的纪录片不一样，制作在一定水平线上，成本自然更大一些。
因为是独立制片公司，罗彤的公司不像电视台那样的庞大机构，在使用素材时，可能跟对方有合作协议，可以随便用。《六人》中观众看到的很多视频、图片素材都得买，如果是视频素材的话，价格按秒数来算。如果是照片的话，价格按照张数以及在多少个国家，在怎样的媒体上面去用。
整部片子制作成本110万美元，人员的差旅费以及专家的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剧组足迹遍布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古巴5个国家的20多个城市，不过古巴那条线没有加入到影片中，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有很多线索，有时候跟到一半就断了，两个文件一对比，发现跟错了，前面所有的工夫全都白费，所有拍的内容都不能用。
还遇到一种情况，剧组在跟拍了一位幸存者的家人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还是决定不出镜了。罗彤说，之前邀请他们到剪辑房看素材样片，他们都看哭了，但最后家里的长辈觉得还是不便于把自己家里的事传出去。罗彤觉得，可能当年那些阴影对他们家庭造成的影响太大了，因为当年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被认为冒充女人才活了下来，有很多负面消息，家里的老人不愿意再提及那件事情。但罗彤也表示尊重，就把这条线索撤掉了。
【剪辑】
华人获救的木板实物镜头遗憾删掉
2019年初，《六人》探访幸存者后代的部分已经拍完，只剩下一些研究员的采访，这时基本是一边剪辑一边采访。全片不算旧的影像素材，共有400多小时，超过20T的拍摄素材。最开始，有一个英国剪辑师帮忙剪片子，因为后期流程太长，故事线太复杂，做了一半就不做了。
王仰贤是《六人》的剪辑师之一，他之前在公司剪商业广告、商业纪录片多一些。对他而言，《六人》的剪辑算是很难的，因为讲述的人相对比较多，要在100分钟内讲述6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还要讲清楚，信息量特别大。并且，还要厘清思路，研究员找到的证据足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人。在幕后，研究员找了很多信息，但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将这些信息全部展现给观众，所以就要思考，如何在合理的时间内把最有效的信息传达给观众，解释清楚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很早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在剪辑之前，王仰贤就经常问导演，现在找到了什么样的线索，为什么这个人是你确定要找的人。导演还告诉他，想把片子做成揭秘悬疑类的纪录片，所以对于这个纪录片的方向，整个团队没有走特别多的弯路，更多的是在纪录片整个结构上面，花了不少时间讨论。
在剪辑过程中，王仰贤会把所有拍摄过的内容都用便利贴，贴在一块板上，所有的研究员，还有三个剪辑师就会一起讨论，说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走，哪部分放在哪里更合适？这个结构上会怎么合适？哪些部分就不要了。
第一版初剪，有将近三个小时。王仰贤说，有蛮多内容，其实都挺可惜的，比如施万克去加拿大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木板，那就是方荣山获救时趴着的木板。当时摄制组过去跟拍，也剪了出来，觉得把这块木板展现给观众，比较有意义，但最后由于时长也没放进去，有些遗憾。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