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次别离，看似轻描淡写，却言犹未尽。这并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别离，而是折射出了整个伊朗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裂。它们是一道道血淋淋的深沟，横跨在每个伊朗人的面前，逼着他们做出选择。可怎样选，似乎都是错的。
因为它太复杂了，满载着“体制、家庭、宗教、人性”的种种纠结。
第一次别离：精英阶层的纠结
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正面临着分裂：妻子西敏想要离开伊朗，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而丈夫纳德却坚持留下，因为他不愿抛下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
“究竟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伊朗的中产阶级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有很多现实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而你刚好有能力移民他国时，你会怎么选择。
离开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不仅自己能远离是非之地，也让下一代可以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而留下的理由呢？
片中，西敏这样质问纳德：“你的父亲根本不认识你了，你在与不在对他又有什么分别呢？”
对此，纳德回答：“他虽然不认识我这个儿子了，但我始终知道他是我的父亲。”
是啊，这个国家已经老弱不堪，无法再关爱他的人民，可是，那终究是自己的祖国，纳德无法就这么潇洒地离开。
一面是理性地逃避，一面是感性地留守。
这次别离，注定没有那么容易。这个国家的精英们，正在为此纠结。
第二次别离：两个阶级的分裂
这部影片最大的戏剧冲突，来自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
出身底层的瑞茨成了纳德家的女佣，而纳德对她是极其冷漠的：他称呼瑞茨为女士，却从未正眼看过她，每次见面打招呼也只是敷衍了事。在纳德眼中，瑞茨所在的人群是如此沉默，毫无存在感。他把他们当作空气，当作唯唯诺诺的机器。
直到有一天，纳德提早回家，发现女佣瑞茨并不在家。推开房门后，他惊讶地看到自己的父亲正趴在地上，手被绑在床头，奄奄一息。
气愤之下，纳德将瑞茨狠狠推出了家门。却不想，就在当晚，瑞茨四个月大的胎儿流产。纳德因此被告谋杀。
接下来，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这一案件展开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缝。这种隔阂和不信任，其实早在事件之前就已存在，只是这个事件，揭开了那层欲盖弥彰的遮羞布。
在为自己辩解时，纳德始终冷静、克制。他用理性和知识，为自己一点点洗脱嫌疑，并将事件的矛头指向了“瑞茨在说谎”。
反观瑞茨和她的丈夫，却只会重复地说：“这个男人害死了我的孩子。”他们认为，事实是最有力的武器。可让事实成真的逻辑，却是挣扎在底层的他们，无法拥有的能力。
最后，瑞茨的丈夫悲愤地说道：“我没有他那么能说会道，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给人打了十年工，却被无故的辞退，我曾经希望法律能给我公正，但打了一年的官司，法官只留给我一句：回家等着吧。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第二次。”
这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看似一视同仁，可“教育”却成了每个参与者的底牌，底层人士注定赢不了这样的游戏。
第三次别离：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通往答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这个信封伊斯兰教的国度，每个人都在私欲的驱使下说了谎。
为了洗脱主观恶意，纳德谎称自己并不知道瑞茨已经怀孕。
为了帮父亲脱罪，女儿特梅在回答法官的问题时，说出了对父亲有利的证词。
为了让事件尽快平息，恢复正常生活，西敏向丈夫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而最令人动容的，是影片最后的反转。
两家人决定和解，但纳德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赔偿金我可以当面付清，但在这之前，我要亲眼看着瑞茨手按古兰经发誓，她的流产是我造成的。”
而瑞茨在此时犹豫了。原来，这个虔诚的信徒也撒了谎：早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她腹中的孩子就已没了动静。
于是，她陷入了为难：一面是家庭的债务累累，正等着用这笔钱来偿还；一面是对信仰的背叛和对真主降罪的恐惧。
最终，她选择了说出真相。然而讽刺的是，在守住信仰的背后，却是现实的全面崩塌。信仰的代价，是这个底层家庭的彻底绝望。
第四次别离：女儿特梅的选择
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在结局部分的处理。
纳德和西敏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最终决定离婚，而此时的选择，转移到了女儿特梅的身上：是选择和父亲继续留在伊朗，还是选择和母亲远走他乡。
这已不是大人们的选择，而是一个国家未来的选择。
作为整个事件全程在场的旁观者，特梅见识了大人的伪善，见识了信仰的无力，见识了生活的残酷，而她与瑞茨的小女儿，也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这是两个阶级的天然属性决定的，没有人可以打破。
此刻，镜头正直直地对着特梅，只听法官问道：“你已经决定了吗？”
特梅答道：“是的。”之后含泪不语。
这时法官又问了一遍：“你决定了没有？”
特梅说：“决定了。”然后欲言又止，并再次陷入沉默。
在那之后，又是两次同样的询问。特梅都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已作出决定，但又迟迟不说答案。
最后，法官让纳德和西敏暂时回避。只见镜头随着纳德和西敏走出了房间，两个人隔着一面玻璃窗，坐了下来，神情若有所思。
此时配乐响起，字幕出现。镜头始终停在走廊里，始终停在两个人相对无言的沉默里。
我们都期待着特梅的回答，但影片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
于是，这个问题，就长久地留在了每个观众的心里。
或许我们早已有了答案，或许就像这部电影海报里所透露的那样：西敏和纳德两人一前一后，镜头对焦在西敏脸上，而纳德的脸却是模糊的。
可答案说出来，终归是无趣。不如就把这个问题，原原本本地投射在观众的脑海里，让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家中，回到生活里。
唯有如此，这次别离所带来的忧虑，才有了反思的余地。
就像是那走廊里凝固住的空气，久久难以消散，等待着苦苦思索的人们，做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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