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匹德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在讲述两个或者几个“世界”的碰撞，并无交集、无法理解也无法和解的世界。《警察》中的激进左翼“恐怖分子”与特警；《女教师》中的儿童“诗人”约阿夫（是的，他也叫约阿夫）和女教师以及现实世界；再及至《同义词》中的主人公与法国、与母国以色列。拉匹德属七十年代生的新一代以色列电影人，他们尝试尽力摆脱“浩劫”（Shoah）/纳粹屠犹/以色列复国等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后世人在面对以色列（犹太人）时这唯一印象，以及由历史记忆和世界政治角力而形成的对这种印记的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式的立场—任何来自外部的对于以色列的“批评”和讨论都很容易迅速地被套上反犹的立场。尽力摆脱或者至少保持距离，以人性的角度祛犹太化地面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种种问题（阶级、贫富、与阿拉伯人的领土/种族矛盾）或者不带历史负担地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描述它，他们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作为人而非犹太人的生活境遇。持这种商榷态度或者距离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就如同在任何一个国家那样，某种程度上反而会被视为一种局外人；而他们则就像当年的拉匹德和电影中约阿夫一样，有一种困顿的不解感和逃离欲望。
这种对以色列社会/政治/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国民人格的讨论和商榷肯定表现在了艺术作品的细节之中，比如强烈的尚武或者不败决心，因为失败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择机东山再起，而是彻底的终结于死亡，也因此不管是约阿夫还是电影中的其他人从外表上看都是阳刚气过足的肌肉男，而内心上则像是彻头彻尾的男性强权主义者，甚至颇有几分施虐狂（Sadism）的症状（在《警察》中尤甚）；吊诡的是，在《同义词》中对这种“人格”的商榷和表现却偏偏因为此型人格本就过于浸入创作者自身而过度侵占了艺术作品的肌理。相较于《女教师》中的轻巧和游刃有余，《同义词》则显得过于干涩和坚硬。故事过于“一路到底/死”，冷冽中缺乏细腻和轻柔，男主演原生态的表演虽然非常精彩（可以料想会是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演的有力竞争者）但亦是有着同样的问题。且艾米尔/卡洛琳这一对朋友的设定也并非成功，他们过于虚空，甚至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后意大利政治电影中那些为完成“政治任务”而出现的脸谱化角色。
《女教师》中有一句这样的对白，几乎可以视作那达夫·拉匹德的夫子自道：“诗意是与这个世界相反的东西，成为诗人是与这个世界的本质相斥的”，他的电影也惯于描绘这样的“不寻常之人”，《同义词》中的不寻常，在海报上从上至下贯穿的法语形容词中就可以看的出来：凶恶的（méchant）/下流的（obscène）/无知的（ignorant）/丑陋的（hideux）/衰老的（vieux）/卑劣的（sordide）/粗俗的（grossier）/可憎的（abominable）/恶臭的（fétide）/可悲的（lamentable）/恶心的（répugnant）/恶劣的（détestable）/愚蠢的（abruti）/平庸的（étriqué）….也许他寻找的其实是某些东西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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