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郭柯曾公开称，这部影片的意义大于票房，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这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我不准备从中挣一分钱。除了成本，如果还有一些盈余的话，我想把它们花在这些老人身上，有多少捐多少”。
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公映。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导演郭柯与工作人员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拍摄。在拿到公映许可证后，该片曾因经费不足众筹100余万。演员张歆艺亦曾无息借款100万。上映首日，《二十二》票房破300万；次日，突破1200万；不到六天即破亿。《二十二》成为中国首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同年10月8日，@纪录电影二十二 发布《捐款公示》，影片资助人张歆艺、导演郭柯、出品方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摄制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共同决定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10086003.95元，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其中显示，郭柯捐出导演个人收益400万元。
这份《捐款公示》特别注明，“2018新春探访行（1月1日—15日）已将改善生活援助金送至影片中老人或家属手中”。
正是这笔援助金掀起了波澜。
《二十二》导演郭柯与受害老人在一起
未上镜受害者家属：
多名“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告诉红星新闻，郭柯在山西录制纪录片期间，曾承诺，纪录片如有盈利，将捐献给受害者或其家属。“啥时候上映的，我们不知道，也没人通知我们。只知道赚了很多钱，郭柯没有兑现承诺。”
红星新闻了解到，向郭柯讨钱者均为已去世受害者的家属，在《二十二》中未上镜。
但这些家属称，虽然大部分老人已去世，未直接在《二十二》中出现，但该片系“慰安妇”题材纪录片，“她们都是‘慰安妇’，没有她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有你的电影。主要是，电影赚钱了，有必要给其他受害者和家属钱。
部分受害者家属认为，1995年起，16位山西盂县籍受害者千辛万苦几十次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索赔，“如果没有16位受害者家属子女的支持，索赔无从谈起。没有这个题材，哪有《二十二》？”
其中一人告诉红星新闻，“今年3月，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郭柯给上镜受害者家属钱，并叮嘱他们，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其实，在此之前，曾有多人已知晓此事，并且多次打电话向郭柯讨钱，均被拒。
@纪录电影二十二 发布的《捐款公示》
“慰安妇”民间调查者：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张双兵在山西盂县任教时，就已着手调查被日军侵害的山西籍受害者情况，先后核实127名受害者。多年来，他自费收集采访山西多地“慰安妇”资料，协助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多次出席国际“慰安妇”会议。
张双兵告诉红星新闻，《二十二》在山西拍摄约半年，他曾多次参与录制或帮忙，并出镜，“忙了20多天，去北京参加首映时，他们给了2000元交通食宿费用，再没给一分钱”。
“我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尊重，”张双兵称，“是我翻开了历史的旧账，撬开了老人们的嘴巴，哪怕不给我那么多钱，一点辛苦费总该给吧。”
导演回应：于情于理，我不该给他们钱
7月8日，郭柯接受了红星新闻的采访。
据其称，2018年1月，影片中出现的李爱连、曹黑毛、骈焕英、郝菊香、任兰娥、李秀梅、张先兔、刘风孩、刘改连等9位山西老人，他都给了援助金，“或本人或直系亲属或养子养女，都签了收条。影片头尾葬礼中的老人张改香、陈林桃，2019年1月，将援助金给了家属”。
郭柯告诉红星新闻，除山西外，其他地方的、在影片中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也已给了援助金，加上《二十二》影片头尾的两位老人，一共给24位老人或其家属发了援助金。“我没给张双兵钱，更没让他将钱转给其他受害者或家属。”
郭柯称，要钱的人并未在《二十二》内出现，“我拍摄时，这些老人已去世，我也没见过他们的家属。去年，他们不断给我打电话，想法设法要钱。我只负责我拍到的、在影片中出现的老人或他们的家属，他们曾给予我配合”。
郭柯告诉红星新闻，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4月1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布《2018年度受赠资金使用情况》。其中显示，2018年度，“慰安妇研究与救助项目”收入为878.67万元，因“学科扶持”年度支出4.5万元。
收藏来源：红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