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韩协同制作了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该故事的原貌大概是说有一个贩毒集团为了掩人耳目，借由假做物流公司打掩护做毒品交易。
这个故事先后在中国大陆和韩国被翻拍成电影，前者在去年上映后不仅遭遇了票房上的冷遇，其在豆瓣上的评分至今都仍只有4.9分。而后者，在几乎没有一线明星加盟的情况下，上映至今的票房已经打破了韩国电影历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该片超越历史题材战争片《鸣梁海战》，登顶韩国电影影史票房冠军。
这两部电影就是前两天被大家吵得火热的说韩国抄袭我们的《龙虾刑警》和《极限职业》，所谓“抄袭”一说，现在已经被韩国制作方澄清实则为“一本两拍”，不过是中国这边先拍出来了而已。
我们要关注的，其实并非抄袭与否，而是为何一个相同题材，甚至是出于一个文本的故事，会在上映后遭遇如此两极化的口碑和票房。其实如果单纯从文本层面来讲，这种借由“错位”来达到叙事效果的故事，早就已经不新鲜了。伍迪.艾伦早在将近二十年前就借由《业余小偷》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小偷准备抢银行，用甜饼店来打掩护，结果没抢到银行，但甜饼店却火了。
那么对于一个“套路化”的类型故事，究竟要怎么讲才能让观众买账？对于类型片而言，其类型的框架及其框架内的元素和主题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聚焦于犯罪电影，必然少不了警察与犯人的二元对立，正与邪的对抗，以及诸如动作场面，追车戏等等固定的元素。
而这一类故事的尾声，如果以警察或侦探为主角，往往会以将犯人抓拿归案或是解决案件找到凶手告终，诸如我们熟悉的福尔摩斯系列，或是香港著名的警匪片。如果以反派为主角，大部分在结尾会以坏人最终横尸街头结束，比如《邦妮与克莱德》，《放逐》等等。
因而，评判类型片的标准，在如今的创作环境中，如果单以完成基本类型片都具备的必要元素的完成度上来说，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和惊喜。
纵观这两年能够引起话题度的犯罪片，埃德加.赖特执导的《极盗车神》将音乐元素融入其故事和剪辑之中，赋予了犯罪类型以不同的风格样式。而诸如《猎杀风河谷》或是《耐撕侦探》之类的作品，则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对于传统犯罪类型的“反叛”上，“破案”这一戏剧动作只作为主线承担联系全片的作用，而影片更多讨论的则是关于角色与所处社会，以及其个人面临困境的冲突上，更有趣的作品则是直接打破类型设定的角色，加入很多具有导演个人风格的表达。
那么回到对于《龙虾刑警》和《极限职业》的对比上，后者压倒性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导演对固有类型框架的扩展和有效的将故事本土化上，笔者会就这两个点做具体分析和读解。
对“小人物”的关照
去年的一部《国家破产之日》，让观众直观而深入的了解到了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阶级固化问题，资源和市场的垄断使其国民的贫富差距和生活水平都差别极大。反映在电影中，观众可以发现虽然《极限职业》中的五位主人公都是“警察”的身份，但是抛开公职，他们就是普通的百姓。
导演在开场便借由一场五人小队破窗扫毒来完成对于人物的塑造和与观众建立认同和代入感，一般我们在犯罪类型片开场，都会有专案组小队闪亮登场的段落。而本片则不然，诸如队长破窗时因为害怕撞碎玻璃赔钱而不敢撞玻璃，以及其后几人手忙脚乱的去抓犯人，都给人十分真实的观感，他们不过也是普通人。当我们与角色拉近了距离，自然也会担心角色的处境。
而相比之下，《龙虾刑警》的开场王千源饰演的警察一顿耍嘴皮子，接着闯入贼窝后就是一连串升格的打斗，导演只顾动作场面的展示和完成“抓捕”这个戏剧目的，而忽略了对于角色的塑造，这使得该片在开场就已经输韩版一筹。
其次，韩版中导演着重塑造了高班长这个角色，其所承担的恰是大多数韩国民众都能代入的我们所谓的“小人物”。导演为高班长设定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困境，在事业上由于屡次没有成绩，自己的小队面临解散，他本人也面临被调配贬职的压力。在家庭中，由于常年没有得到晋升，与妻子的关系始终很不稳定。妻子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看得出由于丈夫的“不求上进”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和其本人的不满。在如此的情况下，当高班长开始卖“炸鸡”，并且逐渐沉迷其中时，观众会更有共鸣和理解角色的选择。
而相比之下，国产版几乎完全忽略了对于王千源饰演的警察杜宇飞的人物塑造，导演没有给予这个角色以压力，他只是在办案，这种前提下角色所做的任何选择，于观众而言，自然不会认同。就拿“盘店”这个片中的重要情节点来说，韩版角色作出决定源于上述提到的压力，而中国版则是因为一个巧合有了钱进而就要盘店，在动机层面明显后者弱了很多。
至于两个片子中都很重要的食材，炸鸡和小龙虾，单纯从认可度上来说，二者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国家老百姓最喜欢的美食。炸鸡，一度被称为是拯救了韩国经济的食物，这主要是因为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很多商家都是靠着卖炸鸡撑过难关的，而且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都极高的韩国，炸鸡几乎是公认的平民美食。而小龙虾在我们民间的知名度自然是不用说了，想了解小龙虾有多火，去北京著名的簋街溜达一圈就明白了。
在韩版中，因为炸鸡所具有的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因而当五位刑警为了“蹲点”而盘下炸鸡店后，阴差阳错的生意火了，作为韩国观众自然是能够理解和认同的，特别是马刑警推出的“排骨味炸鸡”，无论从猎奇还是现实意义上，都噱头十足。同时，高班长在炸鸡生意好了之后，明显愈发沉迷于当鸡店老板，其背后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其所面对的事业和家庭的重压。
这很容易使观众产生共情和联想，作为平民美食，卖炸鸡似乎是很不入流的职业，但是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人们为了生存而拼命努力的风貌。虽然为警察，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获得自己想要的，这种不得志的生存境遇可以影射到任何职业当中。当高班长自诩为“鸡店大叔”时，他已经站在了普通老百姓的一边。
而在国产版当中，导演显然没有把“小龙虾”当回事儿。作为班长的杜宇飞自始至终都很抽离，甚至在店挣钱的时候充当起了“道德先锋”，对这帮因为卖“平民美食”的同事说出他们掉进钱眼儿里了这句话。当然这也情有可原，“道德说教”一直都是我们电影中常犯的毛病，什么道理一定得盘清楚了才罢休，完全不管角色到底会在特定环境下做出如何的反映。
不把普通人当回事儿，自然赢得不了观众们的尊重和认同。韩版中间段落令人啼笑皆非的卖炸鸡的故事一度给人一种看美食节目的即时感，导演用心去拍摄整个炸鸡店运营的过程，这不仅能够制造一种错位的笑料，同时也能够将影片的主题做以延伸。相比之下，国产版在这方面可谓是全盘皆输，他们不在乎，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龙虾，为什么好吃也就是寥寥带过，一味地去讲一个陈词滥调的套路故事，想不“扑街”都难。
二元对立的正邪冲突
无论是在麦基的《故事》还是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两位作者都提到了在类型片中设立一个“反派”的重要性，一个绝对压倒性的反面力量，会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元素。单纯从类型上来讲，《极限职业》和《龙虾刑警》的差别也是极大的。就拿其反派设置来说，《极限职业》中导演设计的毒枭老板，可以面无表情的拿刀捅手下，甚至会指使下属直接拿刀砍犯错小弟的腿。导演不断地通过一些段落来强化反派的危险性，以此来为主人公们抓捕犯人提高难度，这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提高观众对于结尾大追捕的期待。
相比而言，《龙虾刑警》在反派的选择上启用了因《笑傲江湖》火遍大江南北的周云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影片的笑料，毕竟周云鹏的脱口秀还是很有趣的，但是作为类型片的反派，显然周云鹏是不够气场和威胁性的，无论他再怎么挤眉弄眼，在观众看来，这还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假装混混。
类型片的拍摄上，对于角色选角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提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牛仔，提到任达华，就是黑社会大哥。创作者不能为了所谓的笑料而随意选择角色，因为这势必会产生与其初衷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正派人物的设定上，韩版中的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的有自身的缺陷和小问题，而这也是传统类型片要解决的，主人公借由一段旅程或是冒险得到升华和克服自身问题。韩版中的马警官好赌，张警官易怒暴躁，在勋冲动好动，每个角色都有需要克服的自身的问题，他们虽然都不是完美的化身，但是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有问题和缺陷才是正常的人，神都不一定是完美的，况且导演在片中也没有去抹黑和讽刺这几位警官，最后抓捕时他们各显身手其实已经完成了对他们警官身份的认可，虽然平常吊儿郎当，但是都是撑得起国家公务人员的名号的。
对应着，国产版的问题自然就不用说了，导演把塑造人物的时间都让给了角色间无意义的斗嘴和玩闹，重复的抓捕动作消耗着观众的耐心也在不断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远。
类型中的“本土化”策略
韩版的故事当中，警匪间猫鼠游戏的追捕虽作为影片最重要的情节主线，但是导演有意在片中加入更多具有本国特色的元素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使得该片更能引起观众们的共鸣和关注。
比如食客们对于“排骨味炸鸡”的喜爱，这种在“从众”和“猎奇”心理作用下对网红店的追捧不仅是韩国的文化现象，在中国也是如此，东西不一定好吃，但是一定要拍的好看，就像前段时间看到的“老干妈口味的舒芙蕾”，真的能下口么?
再来，片中出现了一个要采访高班长开的炸鸡店的记者。由于记者被高班长拒绝采访，进而选择用曝光抹黑的方式对炸鸡店进行报复，这种对于媒体捕风捉影和跟风炒作的展示，同样是韩国社会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导演在片中加入的诸如此类的情节都为影片注入了很多时效和话题性。
还有一些片中有趣的彩蛋设计，譬如高班长被称为“僵尸警官”，包括其在最后与反派的缠斗中也有类似于僵尸的动作，这些应该是在致敬和调侃高班长的扮演者柳承龙在Netflix原创剧《王国》中的角色。另外还有片尾在码头响起的《英雄本色》的经典配乐，其无论从场景的选择还是角色状态上都与《英雄本色》颇为相似，作为曾经风靡全韩的港片热，应该没有什么能比在犯罪片里听到《英雄本色》更令人兴奋了。
而国产版在这方面几乎“本土化”为零，一味地去讲那个犯罪故事，只有一个小龙虾企图让观众带入，这自然不会有任何可观的收益。
其实国产片在本土化方面一直存在问题，去年年末上映的《来电狂响》，改编自意大利的电影《完美陌生人》，因偷窥隐私，交换手机引发的话题让本片获得了极大地关注。但是纵观全片的本土化设计，更像是一种混乱的拼凑，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婆媳关系，都只是一种“表面”的展示，好似是告诉观众，这个故事是中国的，但是却丝毫不会让人有代入。
类似的案例还有黄磊的《麻烦家族》，原作山田洋次导演的《家族之苦》三部都是笔者的心头爱，黄小厨的改编虽然努力搬演原版的故事，但是僵硬的本土化，诸如北京烤鸭，国贸CBD之类的食物和地名，完全没有融入故事当中，又怎么会让观众感同身受？
尾声
一个一本两拍的“类型故事”，一个通过巧妙地本土化策略和对于类型的继承和发展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另一个则因为一头扑在简单地故事上而全盘皆输。
诸如此类的案例在中国电影近两年的翻拍片中比比皆是，明明有珠玉在前，为何总是无法翻拍的令人满意？或许有一些原因是无法言说的，但是也自然不能全盘推责于那些不可抗为的因素。
创作者对于一部作品的翻拍改编，如果拘泥于原版的照搬，那便是无意义的重复。观众为什么想去影院看一部之前看过的电影，自然是希望从中获得些之前没有感受过的，或许是文化上的某种认同，或许是一种对于本土化的好奇，比起规避红线，不如想想如何去塑造好一个人物，或是融入一些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这可能才是对于翻拍片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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