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热播的《永远的战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她及周恩来、王根英等人为伟大的革命事业拼搏奋斗的故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中国电视荧屏的重要题材，有无数故事再现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和那群伟大的人物，这一题材如何常写常新？5月7日，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永远的战友》研讨会上，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这样评价：“现在再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者是找到新的叙事视角，或者是根据新时代对革命历史的理解，作出新的阐述。《永远的战友》的独到之处是在观众熟悉的革命史实基础上，把笔墨聚焦于抒情，以情著史。”
打破常规视角
《永远的战友》的独到之处其实从选题就能看出来。这部剧是少有的以女性革命家为主要人物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突出塑造了邓颖超这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在工作中独当一面的知识女性、把全天下孩子当成自己孩子的慈母、与丈夫一起追求梦想同甘共苦的贤妻，同时还塑造了宋庆龄、曹孟君、陈铁军等一批优秀女革命家，以及默默地为革命、为女儿无私地付出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这部作品以大量的事实展现了邓颖超鲜为人知的历史。在人们的印象中，邓颖超只是周恩来的妻子和陪衬，对邓颖超本身作为领导人的形象是不熟悉的。实际上，邓颖超的身份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其次才是周恩来的夫人。她在革命早期不仅是配合周恩来工作的优秀革命者，她本人也是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军报》原文艺部主任陈先义认为，“《永远的战友》讲述了邓颖超作为党的领导者所发挥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帮助观众认识邓颖超革命家的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电视》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李跃森说：“这部作品与王朝柱（《永远的战友》编剧）以往的作品不太相同的地方之一，在于主要从女性的视角来展开故事。剧中描写了大量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女革命家形象，都非常鲜明，各具特色，这是以往比较少见的。”
让李跃森印象尤为深刻的女性，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这也是这部剧特别突出的一个成就，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富有人情味又深明大义的母亲形象。”在他看来，杨振德是一个有中华传统美德的母亲，从来不给孩子添麻烦，把所有的心血都用在孩子身上，默默地支持周恩来和邓颖超。她又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悬壶济世，同时她还是一名坚强的战士，面对敌人坚贞不屈。“剧中周恩来对她说，‘这一路走来，你是我和小超的精神支柱’。在这样一位母亲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对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独特理解。”
以情感结构全片
在李跃森看来，王朝柱写作《永远的战友》还有一点突破：“这部作品不是正面描写重大历史事件，而是把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以情感叙事的方式来设置情节、把握历史。”
可以说，这部剧正是以邓颖超的感情结构全片的，如与周恩来的夫妻情、与孙维世的母女情、与陈铁军的姐妹情、与李硕勋等革命英烈的战友情、与杨振德的母女情、与保育院孤儿的母子情……“这部戏处理好了作品和时代的关系，做出了符合这个时代特色的尝试。”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理论研究处主任赵彤表示，以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更专注于讲述政治、军事、经济故事，“伟人加大事”成为常规叙事。而这次《永远的战友》的叙事风格是“伟人加小事”，没有写革命史中的大波涛，而是写了革命史中的小浪花，把历史大事作为背景，发掘人际交往的故事。
尤其是剧中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更是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影视作品中非常难得的一次正面表现伟人的爱情。它让我们看到，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而不是一种小爱。”《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在革命道路上，周恩来在前方与敌人斗争，邓颖超在后方做宣传工作、妇女工作，救助难民、儿童，危险关头他们经常擦肩而过，共同的信仰支撑他们不畏惧一切艰难险阻，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在他们的爱情里，我们看不到鸡飞狗跳的家庭风波，看到的是为民族兴亡的共同奋斗，他们之间没有荣华富贵，只有节衣缩食、担惊受怕，这样的爱情如果用今天的婚恋观去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散文叙事诗情画意
也正是因为《永远的战友》是以情感作为前景，这部剧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散文诗般的美学风格。
该剧艺术顾问李硕儒认为：“王朝柱的创作没有过度的、戏剧化的重构。他没有过于追求一般情节上的叙事张力，而是采用了散文叙事的结构方式，有情则长，无情则短，写出了革命情怀里的诗情画意。”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注意到，这部剧里出现了好几对夫妻间十几次拥抱的镜头。“这确实是人之常情，尤其是血雨腥风的时期，更加需要夫妻间的相互鼓励、体贴，还有心疼，一个拥抱往往胜过所有语言。”高小立说，从这些拥抱的镜头中，可以看到革命领袖们内心深处的温柔情感。
不过，这种散文叙事的结构也容易带来创作上的一大难题，那就是冲突不够激烈。“这部剧结构比较松散，情节缓慢，这也是选择这样的结构不得不面对的考验。在剧中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聚少离多，很难将故事细腻化，虽然出现了众多人物，但是没有一个角色能够一贯到底。里面很多历史事件也为人物语言叙述，而非直接展示。”赵彤说。
对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也有同感，他认为，在将近30集的剧集中，节奏变化不够，过于平均，过于慢条斯理。“该快的还得快，该煽情的地方还是得煽情，该冲动的地方也还是得冲动，尤其是现在也要照顾年轻观众的收看习惯，所以可以把节奏的快慢高低、叙事张力的松紧张弛调节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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