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台湾电影金马奖来说，2015年是一个大年。
侯孝贤凭着《刺客聂隐娘》拿下最佳导演和剧情片；来自小城凯里的毕赣用一部《路边野餐》惊艳了影坛；导演冯小刚借《老炮儿》拿下了第一个金马影帝。
而那年的最佳动画片，在《大圣归来》与《麦兜·我和我妈妈》间角逐。因为市场表现和口碑发酵，在之前的预测里，大家都比较看好《大圣归来》。但是那年，上天入地狂揽16亿票房的大圣没有战胜这只天真烂漫的小猪。
“人人都想要拯救地球，却没有人愿意帮妈妈刷碗。”这是网易云上很有名的一个评论，毕竟大圣只有一个，而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普通的。我们更像是小猪麦兜，在平凡的市井里体会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麦兜·我和我妈妈》2014年10月在中国内地首映，2019年4月5日重映。2019年的4月，《麦兜·我和我妈妈》重映。不知片方为何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重映，事前也没有相应的宣发，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雷霆沙赞！》等一众院线类型片的挤压下，单日排片仅有0.5%-0.6%。
《麦兜》系列就像是一部写给大人的故事书，是香港市民文化的缩影，也是香港电影中某种亲子关系的特质提炼。坚强的单身母亲和憨憨的独子——麦太与麦兜这样的亲子关系似乎就在映射着一些时代现实，一些长期占据香港电影的天然人物矛盾。
一、时代的某种印记：孤儿寡母
《麦兜·我和我妈妈》作为麦兜系列的第六部，它的故事结构非常简单。故事从麦兜成为神探波比开始说起，在一起富豪之死案时，麦兜倒叙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母亲的离世使他串联起了所有的智慧碎片，让他最终成为受人敬仰的神探。
用打结的尼龙绳通下水道、用衣架折成各种工具……无所不能的“居家万能侠”麦太在那些年潜移默化教给麦兜的生活技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了麦兜的财富。而年少轻狂的我们，在嫌弃母亲的啰嗦唠叨之后，也终究会发现自己全部的生活智慧，都来自母亲。
在受麦兜母子之情的感动之余，人们总会好奇于麦兜的父亲。在《麦兜·我和我妈妈》的前半段，在麦太谎称自己要上太空实则重病入院时，一个神秘的大表伯突然出现，带着麦兜在荒无人烟的山野小道买滋味寡淡的速食面。
《麦兜·我和我妈妈》剧照
其实这个大表伯（麦父）在第二部《菠萝油王子》中就已经出现了，麦太用一个落魄王子的故事对麦兜解释着他父亲麦炳的来历。以一种荒诞童话的方式消解着单亲家庭对麦兜（及观众）的实际影响。但我们不难从这个王子故事的叙事模型看出，殖民历史印记对香港底层单元的影响。
香港特殊的时代地位与城市历史发展，阶层的剧烈分化、社会的流动使得传统家庭亲子关系遭到冲击，父亲作为某种符号，经常缺位于家庭生活。
最典型的莫过于香港著名演员黄秋生的身世经历。黄秋生的父亲作为一个曾经的港英政府官员，在他4岁时离开，从此再未过问母子俩的生活。尽管经过半个世纪，黄秋生终于通过网络再次寻找到了同母异父的兄弟，解开了自己童年心结，但这种“孤儿寡母”的家庭形式，依旧在香港的世俗生活中屡见不鲜。
无论是带有殖民色彩抑或是本土印记，在高速发展的香港，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被香港电影忠实记录，并成为一种反复讨论的命题。
收藏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