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之歌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的电话，告诉我她的两个朋友抢救无效，不幸先后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并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每天新闻里的数据突然不再抽象。
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没有边境，不分种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蔓延了全球，至少有25万人因此而丧生。那些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写过一首叫《天鹅》的诗，他把生命的努力比喻成天鹅笨拙的行走步态，而把死亡比喻成天鹅踌躇地踏入湖水。温柔的水轻轻地把它接住，向它屈服，在它身下流淌。波浪里，天鹅不再犹豫，带着帝王般的镇定安详，它终于可以自如地滑行。这个画面给我带来宁静。也许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悲哀只属于幸存下来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停止对逝者的爱。
一个半月前，马友友发起了《安慰之歌》（Songs Of Comfort）的网上音乐会，以祭奠亡者，安抚生者，赞美生命。很快，全世界各国的演奏家、歌手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开始参与，《安慰之歌》像春风野火一般流传开来。人类学里有一个“线粒体夏娃”的理论，它假设整个人类是二十万年前同一个非洲祖先的后代，她的子孙后代在不同时期离开了非洲，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听那些《安慰之歌》让我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合一。英语里面一个过去并不常用的字“oneness”，在这场疫情中，到处可见。“夏娃”的后裔们，在自己各自不同的时空，通过音乐，将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一个人的抒情，变成了所有人的抒情；一个人的损失，变成了所有人的损失；一个人的哀悼，变成了所有人的哀悼；一个心灵，升华了所有的心灵……
不知不觉已经是五月了。水果店里，出现了暑天的水果 — 杏子、李子、桃子，还有黑莓、草莓、樱桃，新鲜得好像还滴着露水。路边树叶的绿色越变越深，葱葱郁郁；粉红的樱花像雪花翩翩飘下，落在路人的肩上、头发上；草地上的蒲公英绒球犹如无数仙子，在空中纷飞起舞。人们院子里的水仙、郁金香、小苍兰开始枯萎凋谢，它们将落叶归根，回到生下它们的土地；而就在它们的身边，牡丹、杜鹃、丁香盛开了，牡丹花大得像婴儿的脑袋，在风中轻轻晃动。自然就这样无休止地变换和循环着，生与死从来离得很近，就像光明与阴暗，美丽与恐怖。
我戴着耳机散步，听着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这场演奏大约55分钟，正好够我走到海湾一个来回。记得第一次听这个音乐，是在拍电影《苏醒》的时候，我们几个演员聚在导演滕文骥家里，听他给我们讲解古典音乐。他是我当时认识的人里，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的人，那是文革中被禁的东西。我们坐在那里，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抒情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那天，我被一种神赐的魔力所震撼，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份感动和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却又那么直接地触碰到人心。忘了是哪个哲学家曾经说过，当莎士比亚必须描写无法表达的感情时，他便放下羽毛笔，求救于音乐。音乐的似水柔情能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人间哪怕最坚如铁石的心肠。
德沃夏克是捷克人，创作《新大陆》的时候，他住在美国。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辽阔的疆土，也来自于黑人的“心灵音乐”（Negro Spiritual）和印第安人的本土音乐。在一篇采访中，德沃夏克曾经谈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音乐，跟古老的苏格兰音乐有一种莫名的相似。他把自己波西米亚人的音乐传统和这些不同民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谱写出了《新大陆》。每次听，我总是被第二乐章管乐的娓娓道来所打动，它好像在诉说“很久以前……”那样远古的童话，让我联想起我们的祖先们，长途跋涉走出非洲后，发现新大陆的景象；或者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在找到一片绿荫，一条大河，一块可以歇脚、扎根的土壤时的心情。
回到家里，邮递员正好在家门口送信。小女儿Audrey接到一只硬纸盒的包裹，是她夏威夷学校的好友寄来的。她拿起纸盒轻轻摇了摇，里面传来一阵唏哩哗啦的响声。打开后，我们发现一只破碎了的玻璃碗、一堆卵石和彩色玻璃球。Audrey笑眯眯的，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接到的是已经打烂了的礼物。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圆形的玫瑰花樽，把石子儿、玻璃子儿都倒了进去。突然，她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带彩石的银戒指，高兴得忘乎所以。她的生日就要到了，18岁，人生最绚丽的花季。
丈夫下班回来，看到有人给女儿寄礼物，突然羡慕起送礼物的人。除了玫瑰花，我从来不让他给我买任何礼物。结婚的时候我跟他说好了，不要给我买生日礼物，我只要他一辈子的忠诚。遇到他之前，我其实是一个在感情上脆弱易碎的人。丈夫的性情比我稳固，也比我轻松，他像磐石一样可靠。有他在我的生命里，我也变成比自己的天性更强大一些的人。
我把好友的朋友去世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他在医院工作了三十余年，跟死亡的关系比常人要亲密许多，也似乎因此生活得更积极、更毫无保留。偶尔，他跟我提起一些看似十分平凡的病人，在生命的尽头，却如天鹅入水的瞬间，产生出异常的美丽和深刻的自省。他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失去对上帝或者宇宙、对人性中真善美的信念。我想，如果这样的信念可以存在于一个人临终的时刻，那它或许也存在于人间的每时每刻。
这对我，是一首“安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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