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一切问题，都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遗忘的。只要你没有忘记，问题就不会真正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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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姆巴赫，这位被称之为“北美影坛希望”的纽约派导演，终于拿出了一部不再遮遮掩掩，直面人生和生活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故事里两位闹离婚的主角，他们用尽全身力气——用穆旦的诗来说——不过是普通的生活。
《婚姻故事》之所以动人且感人，并不仅在于它道出了婚姻中的无奈和不幸，因为这种无奈和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祸”；
而是在于那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无奈和妥协之间的不甘，甚至是求与求不得，得到与舍弃之间的逼仄喧豗。很多时候，这些难以调和矛盾，是天灾，是婚姻的主调，引发了离婚。
整部《婚姻故事》，讲述的就是妮可和查理这一对璧人是如何离婚的。
在这一段漫长的离婚的过程里，两人没有撕逼，没有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只是不断地在权衡和委屈。他们的离异，并不是出于不爱，而是出于另一种爱。影片以妮可和查理互相朗读对方对自己的评价而展开，随后镜头飞速切换进入他们的生活。
查理是个不俗的戏剧导演，而妮可则想着要回到好莱坞，重新开始自己的银幕生涯。小夫妻的分居，就此展开。随后，妮可在洛杉矶给查理递交了一份离婚的诉状，这让“协议离婚”的计划中断。在随后的故事里，查理只能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一边指导自己的戏剧，一边为离婚案件，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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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冲动的，也是相似的。
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次一次不断更迭、不断重复的争执和吵闹。妮可不断地说查理没有遵守他要去洛杉矶的诺言；而查理则不断地为自己开脱，说那只是随口一说，自己曾经做出无数类似的承诺。
这种生活里的琐事，来到了法庭上，就变成了短兵相接的武器。律师借故恶意中伤，可作为当事人的夫妻二人，却又尴尬和难堪。
在这两个人的相处中，无论是查理还是妮可，都觉得自己做出了更大的牺牲。这种认知上的“暧昧”，制造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是婚姻的受害者，要解决婚姻的问题，只能你来迁就我。
因为婚姻，妮可放弃了电影，查理放弃了其他女性。妮可说自己控制不好情绪，而整部电影里查理总是情绪激昂；
妮可说查理爱做爸爸，可她却要执意带走孩子。所谓Acting is reacting——在舞台上，这说的是表演就是回应。而在生活里，行动（acting）之后，还是同样的行动（reacting）。
不过，鲍姆巴赫并不想去研究究竟谁是受害者，他只是把两个人的委屈和不快用层层深入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这种展现过程，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真实主义”的。
因此，很能令人信服。两人的争吵和眼泪，所面对的是婚姻生活里那些不快的、隐秘的恨意。在我们是一家人的情况下，这恨意顶多是不满；而在离婚的当口，这恨意成了人生中最为不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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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总会有男女嘉宾问出“你会忘记前任么”这种愚蠢的问题。在这个吃碗面都要拍照留存，打分评论的社会里，一个人又怎么可能忘记和自己相爱共眠、生育孩子的前任呢？
因此，解决恨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看到一个人的优点。妮可和查理互相写下对方的优点，这本是善意去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是妮可放弃了这个开头，并且去找了恶毒的离婚律师。
查理在无奈之下，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切。两人为了孩子，也为了金钱，撕破脸皮，放弃了体面人——一个麦克阿瑟奖获奖人，一个艾美奖提名者——的体面和尊严，互相抵牾般地说尽了对方的坏话，但这也没有改变事件分毫。
也正如同查理的律师所说，你需要在理性和疯狂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离婚，似乎是在感性的生活中，找一个理性的解决之道。但这又是一个悖论，因为离婚本身就是感性的，与理性无干。
或者说，生活本身就是无奈而且艰涩的，理性和感性，都不起作用。最有效的“生活之道”只能是“日复一日的重复”（Acting is reacting）。
人是丑陋的么？鲍姆巴赫的眼中，是丑陋的又是美妙的。尤其是在利益相见、刺刀见红的法庭上，人性的深渊，如同无尽的黑暗一般展开。
最熟悉的人，成为了陌生人，这的确让人不寒而栗。但人又是有教养的。在极尽疯狂的攻讦之后，恢复理性的两人，又能和平共处。人性的复杂和奇妙；深不可测和令人欣慰，都在转面之间，铺陈在了影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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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婚姻故事的影片，总是复杂，也总是令人语塞。本顿的《克莱默夫妇》一样讲述了忙乱的纽约人，是如何权衡婚姻、工作和亲子这三者的。可是《克莱默夫妇》在婚姻的表述上，多多少少有些避重就轻，而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也颇有些童话色彩。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童话；即便有，也应该是苦涩难咽的黑色童话。
在这一点上，伯格曼的《婚姻即景》给出堪称完美的回答。伯格曼用闲庭信步的笔调，以已经离婚、新一段的婚姻再度遭到困顿的前夫前妻相遇的故事，给婚姻下了一个按语——两人达成了某种和解，这种和解，被他称为“幸福”。
可是，你能说分开之后，在监护权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妮可与查理是幸福的一对么？恐怕很难，因为失去了对方的认知和肯定，即便是因此而爱上你的优点，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就像是妮可写下的查理优点的那封信，在影片结尾再度出现。可我们却发现查理的那些“闪光点”，已经消逝了——这似乎很讽刺，当你失去了婚姻，你的“可爱点”也一并失去了。
有人说这是婚姻对人的再造。实际上，恋爱中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你。婚姻中的你也不是真的你，只有失去了婚姻，人才会显现出真实的面目——就好像妮可和查理，离婚之后，两人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一个成年人，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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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纽约派导演的代表人物，鲍姆巴赫在影片中的创作，带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他不粉饰、不回避，更不避重就轻。这一点，与伯格曼相若。《婚姻即景》中时隔多年再次见面的前夫前妻，依旧在讨论婚姻存续期间的那些往事。查理，即便是在离婚后，还是在纠结要不要来到洛杉矶工作。
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搬迁洛杉矶”，意义极为不同，但查理还是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妮可的律师，更改了5%的监护权，因为她不想“输”——哪怕这5%在二人后续的生活里，显得无足轻重。
输和赢，在婚姻中，一点也不重要。对与错，在生活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这是纽约派电影人的一种大音希声的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鲍姆巴赫之前拍摄的《弗兰西丝·哈》就践行了这一理念。人类的精神困境，都出自于精神问题。而解决精神困境的方法，却并不是解决精神问题。而是要将其遗忘。婚姻中的一切问题，都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遗忘的。只要你没有忘记，问题就不会真正被解决。
而人又是不可能忘记这些问题的。所以，只能在无奈、愤怒、妥协和沉默中，继续前行。有人认为，鲍姆巴赫和同为纽约派的伍迪·艾伦非常相近。这是一个错觉。伍迪·艾伦并不像鲍姆巴赫这般，爱着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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